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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立成：
银行业监管制度中冗余与空白同存，简约、协调和精准是下一步监管改革的主旋律。一是简约。删除冗余复杂的监管规定，有利于提升整个行业的活力。二是协调。加强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尽快出台统一的监管制度，减少监管套利，有利于金融行业的稳健发展。目前，央行牵头“一行三会”制定资管业务指导意见，就是很好的开始。三是精准。在新形势下，如何摸清风险的底数特别是信用风险的底数，更好地运用资本监管、杠杆率监管等行之有效的监管工具，以及完善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等监管措施，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推进。
梅兴保：
当金融机构主要是商业银行出现不良资产甚至资产损失时,要区别对待。为实体经济发放的贷款,如因政策、灾害、发生案件等原因而非个人或经营者的过失时,应对经营、经办者免于处罚。主管、监管部门要制订专门针对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考核指标体系,不能简单地用贷款指标代替。严禁贷款进入股市和楼市炒房。对贷款中超过一定比例用于房地产业的金融机构,提高其存款准备金率。适当限制资金在同业循环。对证券业中的融资融券规模也要适当限制。对保险资金投资从严审批。
杜静：
缩减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核心，是回归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本源，与此无关的“通道式”、“嵌套式”和“派生式”环节，都应清理和优化。让无效金融资产退出，确保金融生态的相对干净和绝对效率。在此基础上，以金融资产对实体经济配置的分层分类为重点，以风险、收益和效率的三重约束，活化金融资源渗透实体资产的基本“单元”，并在严格的综合化、功能性、差异化、法制化监管中，确保金融资产运行的真实性和与实体经济同步发展的价值性。
余丰慧：
对不良贷款和商业银行不良率要加强监管，充分发挥资本充足率的约束作用。对企业债券违约风险要结合去杠杆一并处置，关键在于控制企业发债规模，特别是房地产企业发债规模。对于影子银行监管要下狠手，把其招安收拢，纳入监管的法眼。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重点在于五花八门的P2P融资贷款，必须对准互联网上违规放贷的靶心，使出监管利剑，铲除其生存的土壤。
金融风险最大隐患点常常是各类金融机构自身酿造的，在金融体系里空转倒腾牟利的金融产品，是表外金融各类理财产品以及脱实向虚的隐患。因此，金融监管的眼睛要盯紧各类金融理财产品以及各类资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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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健：
3月外汇储备规模回升的原因一是人民币贬值压力缓解；二是欧元、英镑、日元等对美元均有不同程度的升值。短期内，资本流动有望基本稳定。美国经济数据持续向好，加上英国“脱欧”阴霾持续笼罩，欧洲政治仍面临不确定性，这可能推动美元指数反弹，进而对人民币汇率构成一定压力，但受中国经济短期数据向好、监管部门对外汇和资本流动加强宏观审慎管理等影响，人民币汇率定力增强，资本流动有望基本稳定。
贾康：
公租房对应解决的是低收入群体中最低端人群的居住问题，共有产权房则适用于年轻白领等收入夹心层人群。最低端和收入夹心层要靠政府牵头，但也要结合社会资本的力量和各种可以调动的力量，形成有效供给，使居民住有其所。
曾康华：
政府财政信息公开方面的制度正越来越完善，把一些专门事项加以解释说明。同时，老百姓比较关心的三公消费也公布了，上一年度的预算是多少，决算数是多少，这样人们就可以对照并了解预算执行的效果，公众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白明：
在当前的进出口贸易中，不排除会有部分企业靠失信不当得利。对于这样的企业，“诚信”二字不能仅寄希望一个“讲”字，还应当靠更有力的诚信体系来制约他们。从这一次发布的《关于对海关失信企业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来看，推进进出口信用体系建设不会是说说而已，必须要“撸起袖子”。我国“守信褒扬、失信惩戒”进出口信用体系已基本成型。其中，联合惩戒已覆盖包括进出口在内的共14个领域。
辜胜阻：
今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就是创新，“双创”为改革发展提供了新动能。通过创业带动就业，能够对冲经济下行产生的就业风险，通过创新实现提质增效，能够推动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通过创业创新，创造新需求，实现新供给，培养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推动经济发展方式从传统的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魏礼群：
我国内需潜力巨大，扩大内需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关键是找准发力点。应着眼补短板、惠民生、调结构、促创新、增后劲，特别是在脱贫攻坚、环境治理、壮大新兴产业、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加强社会建设等方面，增加有效投资，改善投资方式。主动适应消费需求变化的新趋势，加快发展公共设施和教育、文化、养老、医疗、旅游等各类服务消费，使消费和服务业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季晓南：
近几年，我国一些企业特别是来料加工企业到东南亚国家或其他国家建厂，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内不少行业的经营成本上升过快，造成资本投资回报率明显下降。企业选择成本更低、回报率更高的地方投资，这是由其追求盈利的属性决定的。实体经济成本偏高，不仅会削弱我国中低端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而且会妨碍我国高端产业竞争力的提高，还会助长国内经济发展“脱实向虚”，增加经济运行的风险。新形势下，要大力振兴我国实体经济，提高我国实体经济企业的竞争力，进而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关键是将实体经济成本尽量降下来，使实体经济企业有更大发展空间、对资本有更大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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