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央指出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既要建立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体系，也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化解金融风险。”4月1日，“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年会(2019)——深入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北京举行。会上，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平表示，未来，进一步开放、鼓励创新、强化市场功能、加强监管以及化解金融风险等推动金融供给侧改革的举措还将陆续推出。在这一过程中，也要加强其他配套制度改革和政策支持。
积极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
近年来，我国积极采取措施，推动优化融资结构。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度强调，要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在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看来，目前我国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中的占比仍然较低，融资结构仍不能适应当前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年会上，不少专家认为，科创板的设立表明我国在积极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方面又迈出了重要一步。“从已经出台的有关制度设计来看，科创板在新股发行制度、交易制度以及退市制度等方面对现有制度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革。”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高级研究员尹中立认为，科创板在提升资本市场竞争力的同时，可以有效推动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让更多优秀的公司有机会参与国内的股票市场。
为什么要关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表示，金融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当前对于金融要有充分的理解：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基础制度。
“优化金融结构就是要克服三个扭曲。”李扬进一步解释，这三个结构性扭曲分别是，期限错配、权益错配、服务对象错配;权益错配与当前的债务过高、杠杆过高是相对应的。
金融脱实向虚，本质是“实体经济供需失衡、金融业内部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循环不畅”，要联系实体经济的问题来讨论金融问题。来自经济稳增长的压力，以及增强金融体系韧性的急迫性都显示出，加快金融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要有真动作。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平认为，衡量2019年经济有三个“温度计”——GDP增速、CPI和汇率。
张平对这三项宏观指标的预测是，随着政策组合的落地，2019年经济会稳定在6.1%—6.4%的增长区间，全年CPI增长1.8%，汇率会在6.9左右;2019年中国经济遇到的两个大问题就是PPI转入负增长，以及如何稳定资产价格。
“需要注意的是，PPI会在二季度进入负增长区间。”张平提醒，在全球经济放缓、通缩压力加大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下半年压力会比较大，PPI转负意味着企业利润下降，这会导致实际利率提高，需要必要的金融及货币政策进行对冲。
“因此，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从单一的工业化金融转向城市化的新金融体制。”张平解释说，传统金融主要为工业化服务，强调低成本-规模效率，进入城镇化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实体经济从工业化要求的规模经济转向了基于城镇化为基础的范围经济，而产业升级的核心也从规模扩张转向创新，金融体系的转型迫在眉睫。
2018年，有一只“灰天鹅”和一头“灰犀牛”。黑天鹅主要是中美贸易摩擦，灰犀牛就是去杠杆。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表示，过去的繁荣是基于美国的高科技和中国的城镇化(加“铁公基”)，中美之间的大国博弈会进入持久状态，这种博弈即是压力也是动力，化压力为动力才能推动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向纵深挺进。
“从外部来说就是扩大开放、收紧资本账户等策略，从内部来说则是要调整短期流动性的注入和中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具体包括保持定力、适当补水;降低税负、改革要素;强化政策性金融机构，专注小微企业和租赁式住房;修复资产负债表，央行、财政发挥托底和最后贷款人功能。”邵宇说。
“最近关于去杠杆的讨论很多，到底还要不要去杠杆?我觉得杠杆还是要去的。”李扬说。
杠杆和债务，风险还在
截至2018年底，中国宏观杠杆率为243.7%，与美国的水平大体接近。从结构上看，居民杠杆率为53.2%，企业部门杠杆率为153.6%，政府部门杠杆率为37%。杠杆率风险到底在哪里?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晓晶表示，居民杠杆率的风险是增速过快;2018年国企总负债上升了16%，国企债务占比超过六成，国企杠杆率中又有一半左右是所谓的融资平台债务，民企为主的工业企业总负债仅上了2.9%;政府杠杆率处于较低水平，但这是指显性的政府杠杆率，如果考虑到地方隐性债务，政府部门的债务水平就会很高了。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测算数据是，2017年预算外的隐性债务约为45.3万亿元，占当年GDP的55.2%，如果将这部分隐形债务与政府的显性债务加在一起，政府部门杠杆率会超过90%。进一步，把国企与政府杠杆率合计，形成所谓公共部门杠杆率，则这个数字会达到140%，大大超过私人部门杠杆率(即居民部门加上非国有企业部门，合计为103.9%)。
“尽管居民杠杆率风险值得关注，但更大的问题在国企和地方政府。”张晓晶表示，政府兜底看似是稳住了风险，但是代价更大，所以要改革，包括向竞争中性、所有制中性靠拢;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约束扩张冲动，重塑央地关系;破除政府兜底、隐性担保，硬化预算约束，强化退出机制，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优化信贷配置。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彭兴韵注意到了另外一个逐年增长的趋势，那就是债务违约。
截至2018年末，共有106家企业的248只债券违约，金额达到1439.9亿元;违约后已兑付额为109.97亿元，违约对付率仅为7.64%。
违约处置机制大致可分为协商、担保与抵押物、司法诉讼三大类。一般违约之后采取协商解决的办法，具体包括自筹、第三方代偿、债务重组的方式进行违约处置。如果有担保和抵质押物的债券发生违约，可以通过处置抵质押物或通过担保方进行偿付。最后一类是司法诉讼，包括求偿和破产诉讼。按照《破产法》，破产诉讼有三种，破产和解、重组、破产清算。一般讲的破产指的是后最后一种情况，破产清算。
彭兴韵表示，违约是健全的债券市场必要的组成部分，债券违约后的处置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债权保护力度不够;不同主体缺乏约束;地方政府干预违约债务，想方设法让违约企业拖欠债务或者千方百计的实施债转股，逃避还本付息的责任;市场化、法制化处置违约债券的经验不足。
对于金融改革来说，外部压力很大，来自内部的改革需求也十分强烈。
长期以来，中国的融资结构是以银行业的间接融资也就是信贷为主，尽管近年来采取措施推动优化融资结构，但在仍然不能适应当前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求，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中的占比较低，这是金融结构的短板，改革融资结构是当前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且紧迫的任务。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金融体系内部循环的主要问题是银行业资源不能顺畅地进入证券业，这是直接融资尤其是股市发展长期不尽如人意的原因之一。
连平建议，可以考虑有限放开商业银行以金融控股公司模式或者纯粹型金融控股公司模式投资设立或参股证券公司，将银行的资本资源、客户资源和网络资源引入证券业，促进资本市场取得跨越式发展。
“目前证券公司的总资产加在一起还没有银行业总资产的零头，一个零头大概就是8万亿;从净资产角度去看，也只有银行业的十分之一。这些年来，保险业和信托业发展是比较快的，增速远高于证券行业，相比之下证券业在整个金融体系来看发展是比较弱的。”连平说。
科创板的设立被看作是完善和改革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部署，对科创板寄予了很高的期待。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高级研究员尹中立表现，股市的核心问题是定价，从成熟市场的经验来看，做空机制的建立是市场定价机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尹中立认为，在做空机制方面应该有更多突破，科创板的新股上市前5个交易日没有涨跌幅限制，以后每日涨跌幅限制为20%，如果没有健全的做空机制，可能会加剧市场波动，但恶意做空要进行打击和限制。
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对提高开放条件下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原司长管涛表示，要关注跨境证券投资增多对资本流动造成的冲击，这其中有四个风险：第一个风险是跨境资本流动顺周期波动，对资产价格产生影响;第二个风险是境内外市场相互作用、相互传染;第三个风险是国内金融政策受到更多掣肘;第四个风险是境外恶意发起跨市场攻击。
针对当前的情况，管涛建议，要把握住金融开放的主动权和主动权，同时建设有深度广度、有流动性的金融市场体系，深化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
为了对冲外汇资产下降的影响，央行自2013年引入、2015年开始大规模推出各种被市场称为“粉”的再贷款。截至2108年底，外汇资产占央行资产的比重由2014年的85%下降到60%左右，而各种“粉”的比重则上升到30%以上。
浙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殷剑峰表示，作为信贷规模管理工具的再贷款受到重视，主权信用模式是人民币发行模式的发展方向，这意味着国债应该成为央行最重要的资产，从而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
殷剑峰的建议是，2009年后地方债的增加主要是地方政府承担了经济稳定功能，可以考虑将2015年后置换的地方政府债务转换为国债，这将使得当前国债规模增加18万亿，并改善流动性;此外，目前基础货币存量的80%以上是被锁定、缺乏流动性和货币创造功能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可以将央行的这部分负债和对应资产剥离出央行资产负债表，提高债券市场深度;从长期看，则要通过财政体制改革，重新分配中央和地方的事权，据此确立中央和地方的支出责任以及对应的收入划分，同时完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