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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针对企业成本过高问题提出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这响应了企业的共同呼声。
制度性交易成本在我国是一种畸形的存在，直接导致我国企业成本居高不下。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的成本主要是人力成本，差不多占到成本的60%，而物质成本则相对较低。我国企业的人力成本占比不多，而且长期以来被视为我国企业的一个成本优势，尽管目前我国企业的人力成本也在上升，但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仍低很多。我国企业的物质成本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差异不大，甚至还低一些。那么，我国企业的成本高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制度性成本。
制度性交易成本包括有形的成本和无形的成本。有形的成本主要是税费。很多人不承认我国企业的税高。其实这要从哪个角度看，单从占企业营业收入的比重看，也许与发达国家没有太大差距，但相对比较就高了。比如发达国家的企业和个人交了税，国家会提供很多公共服务，这等于把税又返回了一大部分。比如，发达国家的高速公路大部分是免费的，而我国都要收费，因此，物流成本大大提高，这等于增加了税收。我国企业上交的各种费用在世界上都是较高的，这些都增加了企业的成本。
更重要的是无形的制度成本。这类成本，有的在账面上有所体现，有的则完全显示不出来，但其对企业发展的负面影响却是巨大的。这种成本有很多类型，主要包括：
第一，产权保护成本。有位民营企业家曾讲过一个例子。他说，他的企业的人力成本比美国低，技术也比美国高，但成本却比美国高，高在哪里呢？就是产权保护的成本。他说，他的企业必须有围墙，有门卫，而美国的企业没有，因为没有人偷企业的东西，偷出去卖不掉。如果我们的产权保护法律很完善，就不需要有围墙和门卫，就节省了很多成本，企业竞争力也会提高。中国的物业公司为什么那么多？企业、单位和居民小区为什么都要聘请物业公司？这是由于人们存在着对安全的需求。这种安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身的安全；二是财产的安全。从制度演化史考察，这种安全成本不应该由物业公司来提供，而是应该由政府来提供，因为政府提供具有规模经济性，政府没有提供，或者虽然提供了，但不到位，则意味着政府没有尽到职责，从而只能由企业或个人自己来提供，成本自然就高了。
第二，寻租成本。寻租是一种非生产性活动，其实质是谋求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而不是创造财富。
为什么企业会寻租？是因为政府的权力太大，或者说，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范围太广，掌握的资源太多，企业要获得这些有价值的资源，就必须到官员那里去寻租，而难以通过市场竞争来获得。而且，官员也会创租，以让企业来寻。我国的政企关系很不正常，导致稀缺的资源过多地耗费在不能创造财富的寻租上，这是企业的一笔重要成本支出。如果这些寻租成本用在生产上，不仅成本会降低，还会带来财富的增长。一降一增，企业竞争力会大大提高。
第三，信用和信息成本。我国至今没有建立起完善的诚信体系，对失信的惩治力度也很轻微，企业对潜在合作者的信用不了解，需要花很大功夫去了解潜在合作者的信息，否则就容易陷入风险甚至法律诉讼。也就是说，一方面，契约的不完全性很高；另一方面，企业维护契约的成本也很高。应该说，政府在诚信体系建设和信息服务方面，做得还很不够。
第四，决策成本。中国企业的决策。或者决策权高度集中，决策不科学，决策风险很大；或者是集体决策，责任不清，同样难以做出科学决策。这两种情况，都可能会贻误市场机会，或者造成巨大损失，付出惨重代价。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前三个方面的成本都很高，尤其是寻租成本（或者公关成本）；对于国有企业来说，突出的成本是决策成本。国企的很多决策，企业负责人不能做主，需要主管机构批准，还需要应对各种各样的检查监督，在监督上存在“九龙治水”，企业疲于应付，在企业决策上提心吊胆。在国企内部治理上，一方面，国企董事会战略决策的责任不能落实到个人，集体承担责任等于无人承担责任，使得决策科学性不高；另一方面，董事会和经营者的权责不清晰，尤其是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权责不清晰，董事长过度干预总经理的日常经营决策，甚至代替了总经理的职权，使得总经理的潜能难以发挥出来，经常贻误市场机会，难以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如何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关键是依靠立法和执法。为企业提供良好的经营环境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对于民营企业，政府必须放松管制，市场能够解决的，就交给市场来解决，政府不要干预，只是提供服务。要切断寻租的土壤，加强产权保护的立法，建立完善的诚信体系，满足企业对充分信息的需求。对于国有企业，一是解决监督上的“九龙治水”，强化出资人的所有权监督，少插手或不插手企业具体决策。二是通过董事会备忘录制度，把董事会集体决策的责任落实到个人，通过加大失职的处罚力度，使每个董事都对自己的决策负起责任来，从而解决决策的科学性和效率问题。三是清晰界定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权责，董事长只是董事会和股东会的召集人，不是公司的“一把手”，只有经营层才有“一把手”，这就是总经理。总经理在遵纪守法和遵守董事会战略决策的条件下，可以有充分的自由裁量权，由此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总经理的潜能。四是要有较大力度的激励，要使经营者感到做好企业的收益很大，而做不好企业的成本很高（或责任很大）。
另外，有人提到技术水平低也是中国企业成本高的一个重要因素。比如2016年世界500强企业，中国内地入围500强企业的平均利润比美国入围500强的企业低40%；500强中亏损企业65家，仅我国就占了21席。这同样反映出我国企业过高的成本问题。但实际上，不合理的制度本身就是影响技术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不缺创新人才，缺的是创新动力，而创新动力，尤其是持续的创新动力，来自于制度激励。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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