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建利:
A股市场炒作高送转概念的习惯由来已久,每到半年报或年报发布前,就是高送转概念炒作盛行的“关键时刻”。如今,高送转概念炒作受到监管层的“棒喝”,一批上市公司火速将超高预案“瘦身”。在二级市场,高送转概念已经“见光死”,一批所谓的高送转公司跌停。投资者用脚投票,给了一些上市公司借高送转非法牟利当头一棒,值得叫好!
皮海洲:
对于上市公司的高送转,监管部门该如何来加强监管呢?实际上,在今年3月24日证监会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证监会新闻发言人所开出的处方其实是抓住了要害的。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当时表示,证监会将继续坚持“依法、全面、从严”监管原则,严格上市公司“高送转”监管。上市公司实施送转股的,送转比例应与公司业绩增长相匹配。这里的“送转比例应与公司业绩增长相匹配”就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根据这个“相匹配”的原则,不仅业绩亏损的公司不能高送转,业绩增长的公司也不能任性高送转,必须接受“相匹配”的约束。当然,为了避免一些业绩低劣的公司任性高送转,对“送转比例应与公司业绩增长相匹配”还可以作出进一步的规范。
曹中铭:
对于上市公司的高送转行为,除了监管部门频频下发问询函外,将其纳入制度化的轨道更重要。一是上市公司的高送转须与业绩增长速度匹配,高送转会导致上市公司股本膨胀,如果业绩增长速度跟不上,那么无形中会摊薄每股收益。二是当年送转比例不得超过派现比例,一些上市公司热衷于高送转,热衷于催生出题材与概念,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即使有能力分红,也大玩高送转的游戏,对于这样的市场行为,必须进行纠偏。三是建立高送转的窗口期制度,在上市公司高送转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某种目的,或为大股东、董监高实施利益输送,或为了定增解禁股份高位套现,或为了再融资多圈钱拉抬股价,那么建立窗口期制度就非常有必要。
苏培科:
希望监管部门能够将那些“高送转”上市公司列入重点监管,避免这些奇葩的规则在A股市场肆意炒作。另外,投资者也应该尽快成熟起来,必须尽快告别捡便宜和低价股偏好,如果继续挑便宜的买,那么上市公司和大股东就会迎合投资者的偏好,这也是A股上市公司热衷“高送转”和奇葩规则横行的重要原因之一。只有市场的参与者和投资者成熟之后,市场才能走向规范,奇葩的规则自然就行不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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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剑:
3月末M2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月末大幅下降0.5个百分点。其原因有三方面:第一,3月信贷同比少增3500亿元。第二,3月地方债发行4599亿元,低于去年同期的7887亿元。部分非定向地方债发行获得的资金不会马上用于地方融资平台还贷,而是形成企业存款,当月地方债发行创造的存款低于去年同期。第三,去年四季度债市危机以来,债券融资成本不断上升。当月企业债券融资仅220亿元,远低于去年同期的7081亿元,这意味着银行通过债券投资创造的存款也会低于去年同期。
董希淼:
2016年上市银行净利润低位增长完全在意料之中,我们应该理性看待。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摒弃规模情结、速度情结,真正关心和致力于有质量、有效益的增长,我国银行业将真正迎来灿烂的明天。从这个意义上说,净利润低增长甚至负增长,可能还是好事儿。2017年,预计我国宏观经济进一步企稳,加上内外部不利因素逐步消化,上市银行净利润增速或将进一步回升。对监管部门而言,应考虑到实际情况,建立监管指标逆周期动态调节机制。
徐洪才:
尽管一季度进出口回暖态势令人欣慰,但也不应忽视其中存在的隐忧。一方面,今年以来投资在拉动我国经济增长和进口需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近期外贸大幅回暖也与过去一段时间大宗商品价格探底回升及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下行等因素密不可分。总体而言,在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趋势并未逆转的背景之下,我们还不能对未来的外贸形势掉以轻心。
匡贤明:
从监管角度看,涉企保证金实质上是一种事前监管。要从制度上清理涉企保证金,根本上还需要加快政府监管变革,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把企业经营行为纳入有效的监管范畴中。比如,第一,加快监管行政权力结构调整,尽快构建专业性、独立型、法治化的监管机构,提高事中事后的监管效率,这就要求对市场监管体系进行相应的改革和调整。第二,尽快形成政府监管与社会参与监管的合力。从现实情况看,仅凭政府一只手,难以实现事中事后监管目标,需要社会和行业协会的参与,形成有合力、多层次、立体式的监管体系。第三,推进市场监管制度化、法治化,使监管建立在法治基础上。
邱春林:
针对近年来传统工艺行业存在的一些急躁问题,我认为振兴传统工艺需要平衡好以下两个关系:一是处理好发展文化产业与尊重传统工艺历史发展规律的关系。社会资本运作要减少对传统工艺的投机性,不能盲目鼓动手工艺人做大做强,尤其是那些需要珍稀原材料的领域更要避免资本炒作。二是处理好产品开发的艺术化和日用化的关系。传统工艺要在国人心中提升美誉度,并提高其国际影响力,就必须要抛弃仿古、抄袭等思想惰性,去关注生活方式的变化,研究时尚,提高设计能力,并结合现代管理技术,实施品牌战略,稳步建立国家名牌产品。
杨英杰:
当下的结构调整,伴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化,势必产生更为深刻和更加快速的演进。除了三次产业之间的结构性变化,如第三产业已超过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三次产业结构内部的调整也在加速进行。比如,绿色农业的大力推进,二次产业中低端过剩制造业的市场化退出及高端制造业的及时跟进,三次产业中高端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服务模式的优化升级等等。这些结构性演化调整,都需要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保障,也需要科技创新的助力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