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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一个78岁县人大代表的监督之路
78岁的王淑荣在书桌前上网查资料。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卢义杰/摄
王淑荣独自坐在原告席上，与被告桌后的8个青年男女“对峙”着。
在这个村委会诉县、市两级政府的庭审现场，她是绝对的“少数派”，这也正如30年前她首次参加县人大代表选举时的场景——1987年，河北省香河县人大换届，王淑荣拒绝投票给她压根儿不认识、但村干部说“必须选”的候选人，而是投给了自己，最终，她得了“极少数”的10票。
接下来的20年，越来越多的选民注意到了王淑荣——这个不在候选名单的人。一年年下来，她的票数突破40、100、400……2005年王淑荣成功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了河北某个法规，到2007年，她的名字被印在了选票上，而且大多数人支持了她。
直到10年后的今天，王淑荣仍然认为，“敢监督”是自己被选民信任的主要原因。这一回，78岁的王淑荣代表香城屯村村委会出庭追问：为什么村里有40亩集体土地变成了国有土地？
“县人大代表比村民力量大啊。”王淑荣自嘲总到处“寻仇觅恨”。她像一匹不听招呼的“野马”，闯入了基层的政治生态，一些干部则被“推”着开始“思想斗争”：他们知道该维护村民利益，却被批评“不讲大局”；他们试图劝说王淑荣别出庭，又觉得该派人开车送她进城打官司，但“一定要保密”，“因为毕竟是去告上级政府”。
土地被“占用”40年
除了土地，香城屯村没有什么“资产”。让这个河北省香河县的“穷村”一度成为周边10个村的“贸易中心”的，是村南一片22亩的土地——上世纪70年代，香城乡供销社就坐落在这里。
“繁华”了20多年之后，乡供销社的经营日益萧条，最后关张。一些村民租赁了它的门面房、库房，做起小买卖，香城屯村民刘万财的女儿也在2000年前后开了家补胎服务站。
转折发生在2013年，补胎站及邻居接到通知称，门面房、库房均不再续租，他们必须在限期内搬离。这块在村民看来被乡供销社“占用”近40年的“集体土地”，要被租给别人了。
一切本与王淑荣无关，直到有一天，刘万财等几个村民找到了她。原来，有的租户没在截止日期前搬走，结果直接被揭了瓦。这触动了香城屯人敏感的神经——数年前，该村也有村民因土地纠纷而遭外来的“淘金者”扒房揭瓦。
满头白发的王淑荣激动了。她家的书架异常破旧，轻轻一推都会晃动好几秒。这书架上堆满了法律书籍，好些与土地制度相关，连周边村落都有人称她为“法律老太太”。
王淑荣此前获得的“威望”也与土地有关。2003年，王淑荣任香城屯村主任，她发现按照《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村民申请养殖用地要按临时用地审批，每亩要缴6000元，但土地管理法并未将养殖用地列入临时用地范畴。王淑荣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审查，2005年修法时，河北省这条与上位法冲突的规定真的删除了。（详见中国青年报2005年6月22日报道《她改变了法规》）
这一次，来找王淑荣的村民抱怨被人揭了瓦，称想去上访，王淑荣急忙说“不要组织这个”。
王淑荣试图使这些选民相信人大代表是能发挥作用的。她每年必看各级政府工作报告。“今年的报告不错，”她在桌面上比划着，仿佛报告就在眼前，“镇政府提出了‘接受人民监督’，县里头的报告也有这句话，说了‘接受人大、政协各方面的监督’。”
“不给人大代表说还给谁说？不然还代表啥？老太太得给我们解决这事儿。”村民被劝住了，村民代表李奎山在县人大换届时投了王淑荣的票，这一回，他再次选择信任她：“老太太懂法，能找到问题的关键。”
王淑荣与李奎山等几人来到香城屯所属的五百户镇，与人大主席团干部聊了一个多小时，工作人员建议，这事儿应该问问镇政府。
最后找到的“关键”，让所有人吃了一惊——这不止是揭瓦、租地的问题，镇政府干部告诉他们，香城屯的部分土地已经是国有土地了。这意味着，该村集体已失去了这部分土地的所有权。
集体土地变国有，依据何在？
“来了一肚子气。”李奎山义愤填膺，对土地性质的变化，大部分村民一无所知。“如果真是买断了，也行，票据给我们看看？”王淑荣也在一旁说，如果有馈赠协议也可以，但政府还是拿不出来。
村民们想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号召“支援建设”，香城屯不少土地被乡里“占用”，盖起了乡中学、医院、铁厂、手套厂。彼时土地管理并不如现在严格，在一些村庄，乡干部许诺“少交公粮”，甚至说句话就能占地搞建设了，“谁会说去要钱？”
这些地是否真的变成了国有土地？依据又是什么？
大部分村民气愤之后，渐感力不从心。有的村民家里种着十多亩地，“就我们两夫妇打理，也忙不过来，哪有时间整天跑土地这事儿？”“后面的事儿，就让老太太去吧。”
并不是所有村民都相信人大的监督力量。其实各地情况类似，《人民日报》曾描述，关于基层开展人大监督工作，流传着一个段子：做深了，怕被误会“什么意思”；不做，又“没有意思”；只好不深不浅，做点儿“意思意思”，“这是一种‘面子上马马虎虎过得去’的心态，必然会导致人大监督不到位”。
王淑荣不希望这样。等到2013年审议香河县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王淑荣找到了会务人员，希望完善对乡供销社等国有土地的登记资料，并更正错误登记。当年4月，这条建议由香河县国土局承办。
香河县国土局没有闲着，他们宣称查阅了历史档案、核实过相关政策、也向村民了解了历史情况，并与王淑荣沟通、解释过。2014年7月，王淑荣收到了答复，国土部门的结论是：乡供销社、医院等地块均系国有土地。
按照该局的调查，这些地块都是1987年甚至1973年之前，由全民所有制单位或城市集体所有制单位使用至今，且经过县政府批准使用。按照国土资源部1995年施行的《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16条，这种情况下的土地应为国家所有。
经县政府批准？提起此事，王淑荣仍然不吐不快。王淑荣说话中气十足，一点儿都不像78岁的老人。她说，即使是后来庭审，她都没看到哪份文件记载了县政府在上世纪70年代已“批准使用”，并且，“县政府怎可以不经征用、补偿，就随便把农民的土地批给他人使用？”
答复确实也暗示了一些资料并不完全。答复说，该局会按法律法规的要求，进一步搜集整理历史材料，补充完善土地登记档案。
在香河县一名人大代表看来，不少代表提的建议大多是修路、建电动车桩等民生议题，王淑荣则比别人更尖锐。而王淑荣说，她相信“承办单位不会把人大当儿戏”。不少村民也知道这一点，见面经常询问她的，就是村里土地问题的进展。
维护村民利益与服从组织领导
王淑荣决定“一探究竟”。
2015年，她与村支书刘福旺到国土部门查阅资料，这才知道，村里“变性”的地块至少有4块，合计40亩，其中两块使用权归原香城供销社，另两块属原香城粮油食品站、香城卫生院。1999年，这3家单位被颁发了国有土地使用证。
王淑荣脑中闪过了一连串法条。她记得，无论是1989年还是1995年颁布的土地登记规则都规定，进行土地登记都必须经过地籍调查、权属审核，“地籍调查、权属审核在哪里？都到了1999年，怎么还不按照法定程序执行？”
交锋很快就来了。香城屯村村委会申请了行政复议，要求撤销这4张国有土地使用证，理由是有关部门没经过地籍调查、未进行土地补偿。香河县政府则答辩称，这些土地在颁证之前，或系划拨，或系出让，已属于国有土地性质，不涉及土地征用问题，并未侵犯村委会的合法权益。
这些证书最终于2015年8月被廊坊市政府认定为合法，决定维持。十多天后，香城屯村委会起诉了香河县、廊坊市两级政府，王淑荣拿到了一份盖着村委会印章的授权委托书。
“有人问我，你这么大岁数，还管这个干啥？我说，我比佘太君百岁挂帅差远了，凭啥不管，我是人大代表啊！”王淑荣提高了嗓门，在她看来，政府的回答不该是“颁证之前它就是国有土地”，而是解释“颁证之前它为什么是国有土地”。
当王淑荣如剥洋葱般一点点接近事实的时候，村庄内部正发生着微妙的转变。
郁闷的是同去查资料的村支书刘福旺。像不少村庄一样，村委会盖章需村支书、镇包村干部签字。当盖完章起诉两级政府后，刘福旺被停止工作了一两个月，不少人认为是盖章惹出了麻烦。
55岁的刘福旺是公认的老实人，自嘲“出不了头”，只是此前义务帮村里做了安管道等好事，没拉票就被“推到了前台”。他自谦“能力没有”，但冲着村民的信任，“我得一心一意好好干”。他发现起诉确实让自己进退两难：若不盖章，村民会说他不顾村民利益，而盖了，就要告县长、市长。
“我是在组织的人，是不是？我得服从组织领导。”刘福旺坦言，他觉得这无法告赢，因为不止一个乡镇存在类似的“占地”情况，“法院没法弄”。一些村民更是转而认为，既然村支书都不积极，还是别告了，“告到最后，地也拿不回来，顶多给村里一些补偿”。
王淑荣不认同这样的说法。在她看来，如果上级犯了错误、下级也绝对服从，这显然是荒谬的，但她理解“干部顶不住”，“因为上面有当官的管着他们”。这也解释了作为人大代表，王淑荣为何能拥有一批支持者。有村民说：“我们选老太太，就是因为她代表老百姓说话，不会和政府一味‘连’着。”
村民的担心变成了现实。一审时，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没有开庭，仅给王淑荣及律师做了笔录。2015年12月，该院认同了两级政府的说法，并裁定，涉案的4块土地在颁证之前已属国有土地性质，村委会与之没有利害关系，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故裁定驳回。
省高院裁定发回重审
4块土地的争议离终局又近了一些。2016年8月，河北省高院裁定案件发回重审，该院认为，一审仅对原告一方做询问笔录，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未予质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故而，一审认定涉案土地在颁证之前已属于国有土地性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第二次一审在今年3月下旬开庭了。两级政府及作为第三人的3家用地单位，都没有提交新证据。他们此前递交的1999年前后的土地登记资料记载称，原供销社、卫生院所在的“国有土地”最早系划拨而来，原香城粮油食品站则是通过出让。至于划拨、出让的依据和过程等文件资料，卷宗并未附带。
王淑荣开心不起来：监督了4年，她依旧没看到土地归国有的依据。“人大代表是监督政府的，经过努力就该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也不愿打这个官司，挺脸红的，别人会问，你是人大代表，跟政府沟通还费这么大劲吗？”
这是一次“沉闷”的庭审。王淑荣念着手写的文稿，不少时候，被告及第三人多说“以提交的答辩状为准”。庭审之后，法庭反而热闹了起来，法官夸王淑荣“思路清晰、口才好”，香城卫生院代理人则凑过来说，其实土地是1975年由乡政府统一征用再分配给了卫生院，“征用费已经付给了霍刘赵村委会”。
核对庭审记录的王淑荣激动了：“付了征用费的证据在哪里？我们村的地，（钱）为什么反而付给别的村？”对方没有回答。另一名第三人代理人说，这个诉讼有标志性意义，“那个时候，很多乡镇都有类似情况”。
在部分村干部看来，王淑荣有些“教条”，“她老说，啥事按法律按法律，可农村就是农村”。王淑荣“教条”的另一个例证是，此前国家要求各村的机动地控制在5％之内，这会减少村里的收入，有的村近年才彻底执行，而王淑荣十多年前当村主任时就落实完毕了，“可咱们村也是穷村啊”。
“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有权不可任性。”王淑荣简单地用李克强总理的话作出回应。
即使赢了官司，王淑荣也分不到钱。刘福旺知道，她自费掏了一审的律师费1.8万元，那是她儿女给的生活费。还有一次，王淑荣上网查到北京有律师的文章提及了某个年代久远的法规，但她无法搜到，就索性打车跑到北京，往返花了300元。
这回出庭，王淑荣从村里坐了40多公里的出租车过来。事前，她没把出庭时间告诉儿女，也谢绝了朋友开车送她。村委会法定代表人刘福旺也不方便一同出庭，“我也不懂法律，又不会说啥”，他对记者开玩笑似的说：“上次盖章就把我‘拿’下了，让我这一届干完吧。”
她同样不愿让镇干部派朋友私下相送。“没有不透风的墙，别给人找麻烦了。”王淑荣把身份证夹进人大代表证，挂上门锁，就坐上出租车向市区的法院进发了。
“即使监督失败，我也照样走下去。”王淑荣说，坚持就是胜利。（记者 卢义杰）
